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

在乡村与城市间求索——傈僳文化传承者阿妮的故事

传扬

□ ?采访 ?/ ?龙成鹏 ? ?录音整理 ?/ ?蒋仝一 ? ?图 / 余明光

阿妮,傈僳族,出生于1978年,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。 ?8岁时被选入迪庆藏族自治州歌舞团,先后在迪庆、昆明、成都等地学习、工作。2006年7月,与两个妹妹组建“三江姐妹”组合,参加“超级女声”走红后,回乡收集傈僳族传统音乐。她不惜花掉数百万的积蓄,甚至还欠下上百万的贷款,不辞辛劳地寻访培训傈僳族艺人,使濒临失传的《瓦器器十二脚》得以传承。近年来,为传播、交流傈僳族文化,更是不惜举债,自费组织艺人参加各种艺术交流活动,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执着,实属少见。

阿妮的家乡在巴迪村,是维西县巴迪乡政府驻地,巴迪乡在维西县最北端,交通也最为落后。阿妮还记得,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巴迪乡才有连通南边的叶枝镇的马车路,晚了叶枝镇好多年。

对于连通巴迪与外界的道路,阿妮的童年记忆比很多人都深。她的父母都在供销社工作,外界的货物——茶叶、盐巴、猪板油等用马车运到巴迪乡后,会分销到澜沧江两岸,碧罗雪山与云岭的褶皱里的彝族、傈僳族、纳西族、藏族的村子。

阿妮母亲的工作,不仅是在乡里守着供销社的店铺,还要背着货物,送货上门。这段短则一两个小时,长则七八个小时的路程,阿妮和几个妹妹,会轮流跟着母亲去完成。

对于供销社这份干到退休的工作,阿妮没有陪母亲走下去。

8岁那年,她离开了家乡,去了迪庆,成了州歌舞团的小学员。13岁,阿妮又到昆明学习,结业后返回迪庆,再后来阿妮去成都参加了“超级女声”。前几年,阿妮又回到维西,但去年已从维西民族文艺团“退休”的她,又开始常驻昆明,一边做女性礼仪培训,一边打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,一心想把维西傈僳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。

徘徊在故乡与城市之间,徘徊在民族的现代与传统之间,阿妮的经历,不止是她一个人的经历,也是今天“70后”“80后”很多少数民族青年共同的经历。


想象城市

今日民族:你父母都在供销社工作,说起来算茶马古道上新型的工作者,那时候你们家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,有什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?

阿妮:我们巴迪村就在巴迪乡政府旁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背着背篓送货下乡,我跟着她去。路上,她经常唱我们傈僳族的山歌,听到的人会和她对唱。她送货到老乡家里,他们就会招待她,喝酒、对歌。

农忙时下乡最频繁,因为老乡忙种地,赶不了集,我母亲就主动背着茶叶、盐巴、猪油送过去,远的要走七八个小时。

我母亲就是因为这样才被评为“劳模”的,但最关键的是我母亲抢救供销社的毛毯。我母亲值班的时候,小偷挖了墙来偷毛毯。她发现了就和小偷搏斗,小偷就用刀砍了我母亲的手,差点断了。成为云南省“劳模”后,我母亲被送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。

今日民族:你算是你们那个地方走得比较远的人,你来昆明,包括小时候对外面的想象,跟你母亲有关系吗?

阿妮:跟我母亲有直接的关系。在我们那里,我妈应该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。她从外面回来后,跟我们几个姐妹讲外面的世界,她说,外面的世界太美了,太好了,不管怎么样,即使是女孩子也要走出去看看。这也是她拼命让我们读书的原因。

今日民族:你母亲对你的影响有哪些?

阿妮:我总结下来,唱歌的影响最大。我母亲在我们那一带,唱山歌比较有名的,对歌可以对几天。那时候,我们县民族文工队,会来巴迪乡和老百姓搞联欢,用汉语唱一些老歌、红歌。他们跟我母亲很熟,就请我母亲去唱。那时候演出也简单,连台都不搭,有块平地就行。我们巴迪是歌舞之乡,文艺氛围很浓,民族文工队也爱来。每年农历九月,有骡马交易会,维西每个乡轮流搞,轮到巴迪时,各个村寨要出节目,要跳三天三夜。

我很小就接触文艺,我们家都觉得唱歌跳舞也是一条出路,能够走出去。那时候,还没有读书考大学的观念,所以就走了歌舞这条路。

我8岁时,迪庆州歌舞团来巴迪招演员,我当时在叶枝镇,赶回去,是最后一个报的名。因为我喜欢唱喜欢跳,声音也不错,他们觉得我有天赋,就把我招进去了。在那之前,维西民族文工队来巴迪演出,在我们家大院练功,我都躲在柱子后面偷看,他们怎么做我都记在心里,他们走了后我自己会偷偷练。考迪庆州歌舞团的时候我就用上了。

城市:离开了,又回来了

今日民族:1991年,你13岁就到昆明。这个时期,云南的民族歌舞市场很繁荣。4年后,你学舞蹈编导,课余时间,也成为这个歌舞市场中的一员。你当时都做些什么?

阿妮:那个时候的歌舞市场是非常火爆的,可以说是最火爆的阶段,不管在哪里都缺少舞蹈的编导,非常地宝贵。那时我们为夜场排的舞蹈比较多,而且不光是民族舞,很多要结合现代舞,什么迪斯科、伦巴等都融在一起了。

今日民族:那时候歌舞伴餐比较流行吧?

阿妮:对,你听过东站那边的灵世集团吗?那边有一个水疗中心,就有歌舞伴餐,有夜场,我当时跑那个地方比较多。那个时候每个月给我2400元的工资,在当时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。

今日民族:这个地方的歌舞演出些什么内容?

阿妮:大部分歌舞伴餐是藏族的歌舞,唱酒歌、献哈达,比较有互动性。晚饭后,会有各式各样的舞蹈,包括民族的、现代的,里面还有很多外国的嘉宾。

今日民族:当时哪些民族的歌舞比较受欢迎?

阿妮:佤族歌舞在当时比较有名,然后就是傣族、藏族。佤族歌舞受欢迎的原因是舞蹈很奔放,跳出来的舞蹈吸引眼球,比较有舞台感。

傣族舞蹈可说是云南的一张名片,在之前就有刀美兰,后面又有杨丽萍等,打出了市场,所以那个时候比较火爆。而藏族就更不用说了,藏族的踢踏、弦子舞都比较出名,我们那个队伍出了一个热巴队,在上半场有一个热巴舞表演。不过这种场合,舞蹈的种类都是司空见惯的,真正来欣赏舞蹈本身的少之又少,大部分观众是来凑热闹。

今日民族:你1998年去东莞实习,在东莞,民族歌舞又是什么情况?

阿妮:我去的是东莞莲湖度假村,一个很大的度假村,包括香港的演员,比如张学友,都经常过来站台的。莲湖度假村里有一个艺术团体想尝试云南歌舞在那里能不能吃香。当时我是第一个去做的,我给他们做了一台晚会,把单个的小节目串在一起,傣族、佤族、藏族的都有,为港台明星串台。演员是从全国各地找来的,咱们云南的有两个小伙子。

今日民族:从你第一次来昆明,到现在有二十多年,对比一下过去,今天的昆明,你觉得有什么改变?

阿妮: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以前那么浓了。在当时隔壁的邻居都相互打招呼,现在隔壁邻居你不认识我,我不认识你,你出了天大的事情也没有人管,人情淡薄。但城市是进步了,飞速发展。

今日民族:你和你母亲都走过不少城市,但你们的接触方式不一样,她是走马观花,而你是在城市里工作。你母亲看到的城市跟你看到的,会不会差距很大?

阿妮:反差特别大。小时候我母亲给我讲的城市故事,是很美好的,所以我向往。但是我经历的城市是很残酷的,每走一步路,都有摔跤的危险,要非常小心,非常地艰难。但我还要拼命地往前冲,还要保护自己。真的,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非常多。

今日民族: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?

阿妮:我觉得自己跟城里人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异。不是我本事不如他们,是我的思想观念很陈旧,我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城市的快节奏。产生自卑,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如别人。觉得我必须回去,回去打造自己,巩固自己各方面的东西,当自己成熟到能够承受城市各方面的挑战,然后我再出来。

到那个时候,我就觉得,不管你什么民族,你跟我讲什么,我都不会像以前那样胆怯了,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,我有把握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了。

2006年我在成都参加完“超级女声”之后,我就回到维西,做我们民族原生态的东西。以前在舞台上摸爬滚打,一直做改编的民族歌舞,我觉得已经没意思了,所以我才回去。我做了十年,已经把在农村里该做的事情做完了,也沉淀了很多东西,是时候把它拿出来了。

现在和过去对比,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较自如,做什么事情,能做到什么程度,我有把握。现在面对城市的挑战,我一点不害怕了。现在,我很明确,我为什么来城市。我就是来做东西的,我要把东西做出来,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推出去。

我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策划在昆明做一个文化公司,现在我的公司已经注册了,落脚在金鼎山文化产业园区。我接下要做的是,怎样把农村里最原始的东西搬出来,用什么样的手法传播出去。

去年10月份,我自己个人的服饰展,已经在欧洲11个国家展示,非常成功。我就想,不只是服饰,还有歌舞,我们的歌舞更有魅力。去年在俄罗斯,我带着维西傈僳族的艺人去参加中俄蒙三国的艺术节,参加了舞蹈、声乐、器乐三个项目,都拿了金奖。

现在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城市了,城市中新的信息、理念能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助,让我把我想带出去的东西带出去。如果一直在农村的话,我就没法把它推出去,也就辜负了我这几十年在农村挖掘的东西。

从电视秀台回归民间

今日民族:在城市生活,有没有最困难的时候?

阿妮:有啊,最困难的就是2006年参加“超女”的时候。那时候生活没有保障,没有稳定的收入。为了参加“超女”,我是从团里停薪留职出来的。那时候四个月的赛事,我们三姐妹要在城市里吃喝住行,很不容易。最后,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。

成都是个和蔼可亲的城市,大家知道我们三姐妹到最后已经没钱了,给我们捐了很多钱,估计有二三十万,但是我们一分没要。我们认了一个开餐馆的姐,我们在那里打工,包吃包住,不要工钱。就这样我们把四个月的“超级女声”的路走完,一直到我们“十强”止步。我们在6万多人里,是第一个拿到PASS卡的,第一个晋级的。我们是第二届,和谭维维、刘力扬、尚雯婕是一届。

今日民族:你们参赛时唱什么歌?

阿妮:我们一直坚持唱傈僳族的歌,没有换过歌曲。因为我的目的很明显,我就是要宣传我们傈僳族。我们能走多远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要一直坚持唱傈僳族歌曲,而且用母语唱。他们听不懂,但是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个组合。

这一段过得非常艰辛,但也感受到了很多温暖。那时候在成都,吃饭、打的,老板都不收我们的钱。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,只有悄悄地躲到餐馆里打工。下场那天,很多出租车停在33频道门口,有个出租车司机就说:“三江姐妹都不进,看,看,看个啥子嘛!”

我们坚持唱傈僳族的歌曲,评委非常感动。毕晓世,一个大男人哭成那样子,李湘、顺子,都是哭得讲不出话来。

“超级女声”二十进十时,我们跟天娱签了8年的约,成了湖南卫视的签约演员,来来回回地在全国各地,满世界地演出,都是唱我们傈僳族歌曲,唱了4年。我们提前离开,算是毁了约,但湖南台都没有为难我们。

今日民族:后来在成都工作,又是怎样的情况?

阿妮:我们三姐妹当时在成都很火。成都龙泉驿的陈书记希望中国56个民族最美的歌声都能汇集到龙泉驿。我们三个2010年就应聘去了,去唱傈僳族的歌曲,一直到2016年。

今日民族:后来为什么离开呢?

阿妮:我们当时签了5年,我在成都帮他们拿了很多奖。我就觉得我还是想回云南,做云南这边的事情。毕竟我是云南人,我的傈僳族《瓦器器十二脚》也没做完。虽然我在那边工作了5年,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维西的农村收集《瓦器器十二脚》。有演出的时候我才回成都。我跟成都的领导说,我是在抢救傈僳族的传统舞蹈,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,没人做的话,老人离世了,就没有机会做了。

(责任编辑 ?赵芳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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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?采访 ?/ ?龙成鹏 ? ?录音整理 ?/ ?蒋仝一 ? ?图 / 余明光

阿妮,傈僳族,出生于1978年,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。 ?8岁时被选入迪庆藏族自治州歌舞团,先后在迪庆、昆明、成都等地学习、工作。2006年7月,与两个妹妹组建“三江姐妹”组合,参加“超级女声”走红后,回乡收集傈僳族传统音乐。她不惜花掉数百万的积蓄,甚至还欠下上百万的贷款,不辞辛劳地寻访培训傈僳族艺人,使濒临失传的《瓦器器十二脚》得以传承。近年来,为传播、交流傈僳族文化,更是不惜举债,自费组织艺人参加各种艺术交流活动,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执着,实属少见。

阿妮的家乡在巴迪村,是维西县巴迪乡政府驻地,巴迪乡在维西县最北端,交通也最为落后。阿妮还记得,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巴迪乡才有连通南边的叶枝镇的马车路,晚了叶枝镇好多年。

对于连通巴迪与外界的道路,阿妮的童年记忆比很多人都深。她的父母都在供销社工作,外界的货物——茶叶、盐巴、猪板油等用马车运到巴迪乡后,会分销到澜沧江两岸,碧罗雪山与云岭的褶皱里的彝族、傈僳族、纳西族、藏族的村子。

阿妮母亲的工作,不仅是在乡里守着供销社的店铺,还要背着货物,送货上门。这段短则一两个小时,长则七八个小时的路程,阿妮和几个妹妹,会轮流跟着母亲去完成。

对于供销社这份干到退休的工作,阿妮没有陪母亲走下去。

8岁那年,她离开了家乡,去了迪庆,成了州歌舞团的小学员。13岁,阿妮又到昆明学习,结业后返回迪庆,再后来阿妮去成都参加了“超级女声”。前几年,阿妮又回到维西,但去年已从维西民族文艺团“退休”的她,又开始常驻昆明,一边做女性礼仪培训,一边打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,一心想把维西傈僳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。

徘徊在故乡与城市之间,徘徊在民族的现代与传统之间,阿妮的经历,不止是她一个人的经历,也是今天“70后”“80后”很多少数民族青年共同的经历。


想象城市

今日民族:你父母都在供销社工作,说起来算茶马古道上新型的工作者,那时候你们家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,有什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?

阿妮:我们巴迪村就在巴迪乡政府旁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背着背篓送货下乡,我跟着她去。路上,她经常唱我们傈僳族的山歌,听到的人会和她对唱。她送货到老乡家里,他们就会招待她,喝酒、对歌。

农忙时下乡最频繁,因为老乡忙种地,赶不了集,我母亲就主动背着茶叶、盐巴、猪油送过去,远的要走七八个小时。

我母亲就是因为这样才被评为“劳模”的,但最关键的是我母亲抢救供销社的毛毯。我母亲值班的时候,小偷挖了墙来偷毛毯。她发现了就和小偷搏斗,小偷就用刀砍了我母亲的手,差点断了。成为云南省“劳模”后,我母亲被送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。

今日民族:你算是你们那个地方走得比较远的人,你来昆明,包括小时候对外面的想象,跟你母亲有关系吗?

阿妮:跟我母亲有直接的关系。在我们那里,我妈应该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。她从外面回来后,跟我们几个姐妹讲外面的世界,她说,外面的世界太美了,太好了,不管怎么样,即使是女孩子也要走出去看看。这也是她拼命让我们读书的原因。

今日民族:你母亲对你的影响有哪些?

阿妮:我总结下来,唱歌的影响最大。我母亲在我们那一带,唱山歌比较有名的,对歌可以对几天。那时候,我们县民族文工队,会来巴迪乡和老百姓搞联欢,用汉语唱一些老歌、红歌。他们跟我母亲很熟,就请我母亲去唱。那时候演出也简单,连台都不搭,有块平地就行。我们巴迪是歌舞之乡,文艺氛围很浓,民族文工队也爱来。每年农历九月,有骡马交易会,维西每个乡轮流搞,轮到巴迪时,各个村寨要出节目,要跳三天三夜。

我很小就接触文艺,我们家都觉得唱歌跳舞也是一条出路,能够走出去。那时候,还没有读书考大学的观念,所以就走了歌舞这条路。

我8岁时,迪庆州歌舞团来巴迪招演员,我当时在叶枝镇,赶回去,是最后一个报的名。因为我喜欢唱喜欢跳,声音也不错,他们觉得我有天赋,就把我招进去了。在那之前,维西民族文工队来巴迪演出,在我们家大院练功,我都躲在柱子后面偷看,他们怎么做我都记在心里,他们走了后我自己会偷偷练。考迪庆州歌舞团的时候我就用上了。

城市:离开了,又回来了

今日民族:1991年,你13岁就到昆明。这个时期,云南的民族歌舞市场很繁荣。4年后,你学舞蹈编导,课余时间,也成为这个歌舞市场中的一员。你当时都做些什么?

阿妮:那个时候的歌舞市场是非常火爆的,可以说是最火爆的阶段,不管在哪里都缺少舞蹈的编导,非常地宝贵。那时我们为夜场排的舞蹈比较多,而且不光是民族舞,很多要结合现代舞,什么迪斯科、伦巴等都融在一起了。

今日民族:那时候歌舞伴餐比较流行吧?

阿妮:对,你听过东站那边的灵世集团吗?那边有一个水疗中心,就有歌舞伴餐,有夜场,我当时跑那个地方比较多。那个时候每个月给我2400元的工资,在当时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。

今日民族:这个地方的歌舞演出些什么内容?

阿妮:大部分歌舞伴餐是藏族的歌舞,唱酒歌、献哈达,比较有互动性。晚饭后,会有各式各样的舞蹈,包括民族的、现代的,里面还有很多外国的嘉宾。

今日民族:当时哪些民族的歌舞比较受欢迎?

阿妮:佤族歌舞在当时比较有名,然后就是傣族、藏族。佤族歌舞受欢迎的原因是舞蹈很奔放,跳出来的舞蹈吸引眼球,比较有舞台感。

傣族舞蹈可说是云南的一张名片,在之前就有刀美兰,后面又有杨丽萍等,打出了市场,所以那个时候比较火爆。而藏族就更不用说了,藏族的踢踏、弦子舞都比较出名,我们那个队伍出了一个热巴队,在上半场有一个热巴舞表演。不过这种场合,舞蹈的种类都是司空见惯的,真正来欣赏舞蹈本身的少之又少,大部分观众是来凑热闹。

今日民族:你1998年去东莞实习,在东莞,民族歌舞又是什么情况?

阿妮:我去的是东莞莲湖度假村,一个很大的度假村,包括香港的演员,比如张学友,都经常过来站台的。莲湖度假村里有一个艺术团体想尝试云南歌舞在那里能不能吃香。当时我是第一个去做的,我给他们做了一台晚会,把单个的小节目串在一起,傣族、佤族、藏族的都有,为港台明星串台。演员是从全国各地找来的,咱们云南的有两个小伙子。

今日民族:从你第一次来昆明,到现在有二十多年,对比一下过去,今天的昆明,你觉得有什么改变?

阿妮: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以前那么浓了。在当时隔壁的邻居都相互打招呼,现在隔壁邻居你不认识我,我不认识你,你出了天大的事情也没有人管,人情淡薄。但城市是进步了,飞速发展。

今日民族:你和你母亲都走过不少城市,但你们的接触方式不一样,她是走马观花,而你是在城市里工作。你母亲看到的城市跟你看到的,会不会差距很大?

阿妮:反差特别大。小时候我母亲给我讲的城市故事,是很美好的,所以我向往。但是我经历的城市是很残酷的,每走一步路,都有摔跤的危险,要非常小心,非常地艰难。但我还要拼命地往前冲,还要保护自己。真的,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非常多。

今日民族: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?

阿妮:我觉得自己跟城里人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异。不是我本事不如他们,是我的思想观念很陈旧,我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城市的快节奏。产生自卑,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如别人。觉得我必须回去,回去打造自己,巩固自己各方面的东西,当自己成熟到能够承受城市各方面的挑战,然后我再出来。

到那个时候,我就觉得,不管你什么民族,你跟我讲什么,我都不会像以前那样胆怯了,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,我有把握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了。

2006年我在成都参加完“超级女声”之后,我就回到维西,做我们民族原生态的东西。以前在舞台上摸爬滚打,一直做改编的民族歌舞,我觉得已经没意思了,所以我才回去。我做了十年,已经把在农村里该做的事情做完了,也沉淀了很多东西,是时候把它拿出来了。

现在和过去对比,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较自如,做什么事情,能做到什么程度,我有把握。现在面对城市的挑战,我一点不害怕了。现在,我很明确,我为什么来城市。我就是来做东西的,我要把东西做出来,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推出去。

我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策划在昆明做一个文化公司,现在我的公司已经注册了,落脚在金鼎山文化产业园区。我接下要做的是,怎样把农村里最原始的东西搬出来,用什么样的手法传播出去。

去年10月份,我自己个人的服饰展,已经在欧洲11个国家展示,非常成功。我就想,不只是服饰,还有歌舞,我们的歌舞更有魅力。去年在俄罗斯,我带着维西傈僳族的艺人去参加中俄蒙三国的艺术节,参加了舞蹈、声乐、器乐三个项目,都拿了金奖。

现在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城市了,城市中新的信息、理念能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助,让我把我想带出去的东西带出去。如果一直在农村的话,我就没法把它推出去,也就辜负了我这几十年在农村挖掘的东西。

从电视秀台回归民间

今日民族:在城市生活,有没有最困难的时候?

阿妮:有啊,最困难的就是2006年参加“超女”的时候。那时候生活没有保障,没有稳定的收入。为了参加“超女”,我是从团里停薪留职出来的。那时候四个月的赛事,我们三姐妹要在城市里吃喝住行,很不容易。最后,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。

成都是个和蔼可亲的城市,大家知道我们三姐妹到最后已经没钱了,给我们捐了很多钱,估计有二三十万,但是我们一分没要。我们认了一个开餐馆的姐,我们在那里打工,包吃包住,不要工钱。就这样我们把四个月的“超级女声”的路走完,一直到我们“十强”止步。我们在6万多人里,是第一个拿到PASS卡的,第一个晋级的。我们是第二届,和谭维维、刘力扬、尚雯婕是一届。

今日民族:你们参赛时唱什么歌?

阿妮:我们一直坚持唱傈僳族的歌,没有换过歌曲。因为我的目的很明显,我就是要宣传我们傈僳族。我们能走多远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要一直坚持唱傈僳族歌曲,而且用母语唱。他们听不懂,但是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个组合。

这一段过得非常艰辛,但也感受到了很多温暖。那时候在成都,吃饭、打的,老板都不收我们的钱。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,只有悄悄地躲到餐馆里打工。下场那天,很多出租车停在33频道门口,有个出租车司机就说:“三江姐妹都不进,看,看,看个啥子嘛!”

我们坚持唱傈僳族的歌曲,评委非常感动。毕晓世,一个大男人哭成那样子,李湘、顺子,都是哭得讲不出话来。

“超级女声”二十进十时,我们跟天娱签了8年的约,成了湖南卫视的签约演员,来来回回地在全国各地,满世界地演出,都是唱我们傈僳族歌曲,唱了4年。我们提前离开,算是毁了约,但湖南台都没有为难我们。

今日民族:后来在成都工作,又是怎样的情况?

阿妮:我们三姐妹当时在成都很火。成都龙泉驿的陈书记希望中国56个民族最美的歌声都能汇集到龙泉驿。我们三个2010年就应聘去了,去唱傈僳族的歌曲,一直到2016年。

今日民族:后来为什么离开呢?

阿妮:我们当时签了5年,我在成都帮他们拿了很多奖。我就觉得我还是想回云南,做云南这边的事情。毕竟我是云南人,我的傈僳族《瓦器器十二脚》也没做完。虽然我在那边工作了5年,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维西的农村收集《瓦器器十二脚》。有演出的时候我才回成都。我跟成都的领导说,我是在抢救傈僳族的传统舞蹈,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,没人做的话,老人离世了,就没有机会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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